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靳永:论清代的金石学及其对书法学之影响

[提要]

奠基于宋代的金石之学,经历了元明两朝的衰竭,到了清代,蔚然复兴。或以为考订经史之资,或以为研习书法之助,彬彬大盛,遂成有清一代学术之显学。然而过去研究学术史和书法史者,对于清代的金石学或存而不论,或语焉不详。本文拟就清代金石学复兴之背景、金石学研究之着述及对书法学的影响略作爬梳探讨,以为治学术史、书法史者之助。

一、清代金石学复兴的背景

  满清入关以后,民族矛盾激烈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诸朝便采取文武并施的政策来压制、缓和、转移矛盾。在思想文化上,一方面大兴文字狱,使知识分子远离政治、文化的实际。所谓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着书都为稻粱谋”,严密的文网使知识分子渐渐与“实学”疏离;一方面又采取“怀柔”政策,作出“佑文”姿态,开“三通”馆,编《四库全书》,用“老英雄法”使读书人的聪明消磨到故纸堆里去。这些措施,都从不同侧面引起了有清一代经史考据之学的发达,同时,连带促成了金石之学的复兴。

  清初的几个皇帝,雅好文艺,尤以乾隆为最。他命儒臣将内府所藏古器陆续编为《西清古鉴》》、《宁寿鉴古》、《西清续鉴甲编》、《西清续鉴乙编》这有名的《西清四鉴》,以效仿并图超过宋代御编《宣和博古》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之。当时士大夫,承流鬯风,斯学遂盛。邵晋涵主持《三通》馆政,传檄天下,命各地进呈金石拓本,编成《金石略》,以补郑樵《金石志》的不足。后来孙星衍得到其副本,另为续补,便勒成《寰宇访碑录》一书。另外,达官显宦的爱好和倡导之功,也为金石学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乾嘉时期主持文教的宗师如毕沅,阮元等, 都酷嗜金石。他们的幕府中, 聚集了当时一流的金石学家。如毕沅幕中便网罗了孙星衍、钱坫、严长明等,翘楚毕集,甲于海内。幕府中人有机会看到丰富的金石实物和拓本,同仁间自可辨章考镜,切磋揣摩,其成就与荒村野屋向壁无侣者自不可同日而语。毕沅着有《关中金石记》、《中州金石记》,阮元也着有《积古斋钟鼎彝器考》、《西浙金石志》、《山左金石志》等。他们以显宦而兼学者, 煽其风而扬其波,故而乾嘉之际, 金石之学的研讨蔚成风气。这与当政者的爱好与提倡是分不开的。

  清代考据学的发达,也刺激了金石学的复兴。学者很早就知利用金石资料以正历史讹误。清代的学者,更善于运用金石资料以为历史考据之资,或正讹误, 或补史阙,或辨异同,或较优劣。龚自珍说:“凡古文,可以补今许慎书之阙; 其韵,可以补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际;其事,可以补《春秋》 之际;其礼,可以补《逸礼》;其官司位氏族,可以补七十子大义之际” 正代表了一般历史学家的倾向。有清一代的历史学家大多为出色的金石学家,其个中缘由,不说自明。

二、清代金石学之着录

  清代金石学研究的对象之广泛、程度之深入、方法之缜密,分科之细致, 无不度越前人。兹按研究对象的不同,将清人金石学之着述略分为三类。一曰刻石,二曰吉金,三曰其他(钱币、玺印、玉器、镜鉴、瓦砖等),而以刻石、吉金为大宗。清人着录,或将刻石、吉金等材料杂置一书中,勉强分类,实为叙述之便。

  (一)刻石类。清人研究刻石,或存其目,或兼录其文,或跋其尾,或纂其字。刻石存目类着作主要有: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》,吴荣光《 筠清馆金石文字目》、赵魏《 竹崦庵金石目录》等。而吴式芬《古录》20卷,存目者达18000 余种,网罗宏富,冠绝古今。以上着述金石兼蓄,只不过其中刻石的数量多于吉金而已。其专门收录刻石的存目类着作,有孙星衍、邢澍之《 寰宇访碑录》,收录自周、秦迄元代刻石约8000种。其后,赵之谦作《 寰宇访碑录补》,踵事增华,后来居上。兼录碑文的着作,滥觞于顾炎武氏。顾氏有《 求古录》1卷,专门辑录不见历史方志、罕见流传的碑文50余种, 作为考史之具。秉其流风者,如陈奕禧辑《金石遗文录》、吴玉辑《金石存》、黄本骥辑《古志石华》、赵绍祖辑《金石文钞》、张埙辑《张氏吉金贞石录》、冯缙《话兰堂后金石纪存》、端方《陶斋藏石纪》等。而魏锡曾《绩语堂碑录》,尤以体例完善为行家称美。跋尾考订之类,亦发端于顾炎武氏。顾炎武着《金石文字记》6卷,抉剔史传,发挥经典,远远超越了欧、赵二录。踵其武者若朱彝尊着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》,钱大昕着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、武亿着《授堂金石跋》、严可均着《 铁桥金石跋》。诸家皆考订精审,卓然名家。以上所枚举者,概以考订经史为主。而考订跋尾类金石着述中,另有一类若孙承泽《庚子消夏录》、王澍《 虚舟题跋》、张廷济《清仪阁题跋》、梁章钜《退庵金石跋》、莫友芝《金石笔识》、何绍基《 东洲草堂金石跋》等,则以书法鉴赏为旨归,或评论书品高下,或辨章书法源流,或论析拓本优劣,自与考订经史者异趣。这一派的金石之学,对于清代的碑学运动,既导其源,又扬其波,影响有清一代书学者广大而深远。

  (二)吉金类。随着清代文字学的发达,对于古器物的研究迅速成为金石学的主流。诸家或录藏目,或摹其文,或纂其字,或作考订。王国维尝作《 国朝金文着录表》,后丹徒人鲍晁又续为补遗,则清代吉金着录,大致在焉。今略举其赫赫有名者,除《西清四鉴》,它如钱坫《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》、阮元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、曹载奎《怀米山房吉金图》、吴荣光《筠清馆金文》、刘喜海《长安获古编》、吴式芬《古录金文》、徐同柏《古堂款识学》、吴云《两 轩彝器图释》、潘祖荫《 攀古楼彝器款识》、吴大澂《 斋集古录》、刘心源《奇觚宝吉金文述》、端方《 陶斋吉金录》,陈介祺《斋吉金录》、张廷济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等。其中以阮元、钱坫发其轫,而以吴大澂、陈介祺集其成,至晚清罗振玉、王国维极其盛。

  (三)其他。清人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广大,为前人远远不及。若钱币、玺印、封泥、镜鉴、玉器、瓦砖等,皆有着录,成为专门之学。搜讨无遗,分科细密。钱币之着录若李佐贤《古泉汇》正续编达96卷,凡6000余品。玺印类着述,据罗福颐先生考证,印谱达112 种;陈介祺编《十钟山房印举》 辑录玺印盈万,洋洋大观。印谱搜罗既广,则有字书之成。桂馥曾辑《缪篆分韵》 袁日省、谢景卿辑《汉印分韵》等。封泥自清代始有着录,陈介祺、吴式芬合辑之《封泥考略》即此类中开山之作。镜鉴之辑为专书者如钱坫《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》、梁廷《藤花亭镜谱》、陈介祺《斋藏镜》等。玉器之着录如吴大澂《古玉图考》;瓦砖之着录若朱枫《秦汉瓦当图记》,陆心源《千斋古砖图释》、端方《陶斋藏砖》等。昔人以为雅玩者,清人都能将其置于学术的范围内加以研究,此其为可贵也。正是在这种丰富的新材料基础上,清代的学术和艺术才能廊庑开阔,别自树立。

三、清代金石学对书法学的影响

  有清一代金石学的繁荣,至少在经史考证、古文字学和书法学三个方面开辟了新天地,今专论其对书法学的影响。清人搜集金石的热情, 在很大程度上, 是为了书法的研求。叶昌炽《语石》中说:“吾人搜访着录,究以书为主、文为宾。文以考异定讹、抱残守阙为主,不必苛绳其字句。若明之山尚书辈,每得一碑,惟评论其文之美恶,则嫌于买椟还珠矣”,便很具有代表性。如前文所论, 清人的许多金石题跋文字,如孙承泽《庚子消夏录》、王澍《虚舟题跋》、梁章钜《退庵金石跋》,本身即是探讨书学的谈艺之作。这些作者,多是一流的书家和鉴赏家。金石学和书法学之间,乃是共生而又互动的。

  清代的金石学,影响及于书学者,一曰碑学的兴起,一曰篆、隶书创作的复兴。兹分别述之:传统的书法艺术,大抵晋人以韵见长、唐人以法取胜,宋人以意趣为宗,明人以尚势出新。书法美的极至,已被前人占尽风流。典型在前,使清代的书法难以为继。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,金石学的复兴,恰恰为清代的书坛提供了契机,这便是碑学的兴起和篆隶书创作的复兴,并从而形成了有清一代书法“尚质”的面貌。清代的书法最终以自己独特的风格颉颃前贤,不逊风骚,成为中国古典书法艺术史上最后一座高峰。马宗霍先生曾深刻地剖析过碑学和金学的共生、互动关系:“嘉、道以还,帖学始盛极而衰,碑学乃得以乘之。先是,雍正、乾隆间,文字之狱甚严,通人志士,含毫结舌。无所虑其志意,因究心于考古。小学既昌,读者群藉金石以为证经订史之具。金石之出土日多, 摹拓之流传亦日广。初所资以考古者,后遂资以学书。故碑学之兴。又金石学有以成之也”。

  这场声势浩大的碑学运动,以阮元发其轫,包世臣踵其武,而以康有为殿其军。在几十年摩挲金石碑版的经验中,阮元写出《南北派论》、《北碑南帖论》 二文。在广博的金石资料基础上,阮元揭橥中原古法,提倡北碑,以矫正唐宋以

  来帖学带来的流弊,表现出申北抑南、扬碑抑帖的倾向。包世臣作为阮元理论的继承者,以不失“篆分遗意”为品评书家的重要标准。在《历下笔谭》里,我们到处可见他对北碑的倾倒之词。金石学影响下的碑学理论,到康有为手中更加系统完善。他高举“尊碑抑帖”,“尊魏卑唐”的旗帜,标举南北碑的“十美” , 将碑学推崇到极至。这种理论的提出,是以其深厚的金石学修养及学界普遍的金石学研究为基础的。他描述碑学为金石之学鼓宕而蔚成风气的情形:“碑学之兴,乘帖学之坏,亦因金石之大盛也。乾嘉之际,小学最盛,谈者莫不借金石以为考经订史之资,专门搜辑。着述之人既多,出土之碑亦盛。于是山崖屋壁、荒野穷郊,或拾从耕父之锄,或搜自官厨之石;洗濯而发其光彩,摹拓以广其流传 , 出碑既多,考证亦盛。于是碑学蔚为大国。适乘帖微,入缵大统,亦其宜也”。

  金石学的鼎盛,同时刺激了篆隶书体的复兴。秦汉以降,篆学衰竭、隶法不传,这两种书体始终游离在主流书体之外。两千年间,其以篆隶专门名家者, 屈指可数。清代金石学家对先秦两汉吉金刻石的大力搜讨、摹拓和流通,给书法

家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镜的对象,秦汉时期耀亮一时的篆隶书遂重放异彩,由附庸而蔚为大国,成为清代书坛的主流。书家们跨越唐宋,上溯先秦两汉,从吉金铭文和汉碑篆额中研习篆书,从数以百计的两汉名碑中搜讨隶法,造就了邓石

如、伊秉绶、莫友芝、赵之谦、吴大澂等这样的巨子。稍能名家者更是不计其数,如群星丽天。清代擅分隶者如何绍基、伊秉缓、桂馥、邓石如等无不浸淫两汉刻石,以求隶法。昔日荒郊之弃石,反成艺术殿堂之圣物。篆书的攻习,与金石学

  的关系更是如影随形,亦步亦趋。钱坫的篆书,自诩“斯、冰之后,直至小生”;他右手偏枯以左手作篆,尤能具屈铁剜金的金石气息,这与他十六长乐堂的古器收藏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。邓石如客江宁名收藏家梅8年,尽见秦汉以来金石善本,受到两汉篆额的启发,以隶笔作篆,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条新路, 成为篆、隶书中兴之主。赵之谦在书法、篆刻上的杰出成就,是培植在他深厚的金石学修养上的。他尝续作《寰宇访碑录补》。他朝夕过从的友人如魏锡曾等,也是当时一流的金石学家。吴大澂与山东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探讨学术,信札往来殆无虚日。作为金文研究的开创者,他将深厚的金文研究的学养运用到书法中去。所书金文渊懿朴茂,气象雄奇,使古文字书苑中,于小篆之外,另添奇葩。承其绪者如黄牧甫,丁佛言等,都希心抗古,另自树立。潜心三代吉金文字,所成皆当不朽。

  可以说,古文字书派的产生,是清代金石学直接影响下的产物。碑学运动的影响,篆隶书体的复兴,使清代书法表现出质拙朴厚的新风格。清初的书风,承继有明,以赵董侧媚巧妍的书风为主流。等而下者,不免流于俗媚。故而傅山提出“宁拙毋巧、宁丑毋媚”的理论,以纠偏补弊。“变法”的倾向在暗中酝酿。然而如何去变,大都茫然。如郑板桥、金农等所作努力,不免流于险怪。虽取噪一时,影响终究不大。故而康有为讥之为“欲变而不知变者”。只有当书坛走出帖学的阴影,普遍注目于金石碑版之后,才从彷徨天地的苦闷中依稀摸索到超越和通变的门径。三代吉金、两汉刻石、六朝碑版、摩崖石刻或以其质拙朴厚、或以其粗犷雄强,在对帖学语言进行解构的同时,完成了碑学语言的建构。康有为总结南北名碑的“雄强茂美”,“瘦硬峻拔” 等,更能体现出质拙的美学特征。风雨侵蚀造成的斑驳陆离,斧凿刀刻造成的严整峻利,这些本来非书法的因素,在碑学理论家的鼓吹之下,也被书家所吸取,以丰富其笔法。这样,在金石学的影响之下,“尚质”的书风逐渐形成。二王以来千余年间的法则被消解,权威被否定,而新的法则、新的权威,便在时代的浪潮之下渐次积淀,重新树立了。

参考文献:

[1]龚自珍.商周彝器文录叙[M] . 上海人民出版社.

[2]马宗霍.书林藻鉴[M] .文物出版社,1984.

[3]康有为.广艺舟双辑(崔尔平注释本)[M].上海书画出版社,1981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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